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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文玲:世界經濟正處于歷史的十字路口
          時間:2019年06月06日????作者:陳文玲

           

           

          摘要:在世界范圍內存在著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這是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挑戰,也是影響世界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因。世界經濟正處于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各國到了與全球同頻共振的時代,國際貿易格局、國際制造業格局、全球能源格局、全球金融體系和格局都在發生深刻調整與變化。從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看,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源發生了根本變化,影響世界經濟格局的最大變量是中國,中國將長期保持世界經濟“穩定之錨”的地位。

          關鍵詞:世界經濟全球經濟格局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規劃

           

          習近平主席指出,“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剛剛走過了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即將迎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周年,驀然回首,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世界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所謂滄海桑田亦是如此。從20世紀后半期到21世紀初,由于中國快速發展與和平崛起,使世界格局特別是經濟格局發生了歷史性、根本性、基礎性變化,影響世界經濟格局的最大變量是中國。近年來,由于一些國家施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民粹主義、霸凌主義、分裂主義和軍國主義,引發了處于穩定、和平、持續發展的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和極大風險,而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穩定之錨”,世界正處于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各國到了與全球同頻共振的時代,世界經濟格局已經并將繼續發生調整和演化。認識這個充滿矛盾的時代,認識這個充滿希望的時代,站在人類道德道義的制高點上,有所為有所不為,是我們在當前處于歷史十字路口的關鍵時刻選擇正確方略的基點。

          一、深刻認識當今世界存在的十大矛盾

          在世界范圍內,存在著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有延續既往的,也有不斷增加的,是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挑戰,也是影響世界經濟健康、持續發展的重要動因。

          (一)貧富矛盾

          世界經濟發展最不公平的問題是貧富之間的矛盾,既表現為富國與窮國之間的矛盾,也表現為富人與窮人之間的矛盾,人類社會貧富差距從來沒有如此嚴重。在世界經濟發展中,有的國家是西方發達國家,用經濟霸權、經濟武器一輪又一輪地剪發展中國家的“羊毛”;有的國家是利用天賜資源,可以輕易地收獲財富;有的國家則是靠正確的戰略選擇、道路選擇,靠人民的智慧和努力付出獲得快速發展。總體來看,富國越來越富,窮國越來越窮。加入聯合國的197個經濟體中,排在前10位的經濟體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占全球經濟總量的80%;排在前11位到20位的經濟體的GDP占全球經濟總量的10%;剩下的170個國家產生的GDP共占全球經濟總量的10%。全球排在前20位的經濟體,其GDP總量占了全球經濟總量的90%,世界經濟的增量和財富量越來越向發達國家和后來快速發展的國家集中。據瑞士信貸研究部門發布2017年財富報告,全球財富已經達到280萬億美元,比10年前增長了27%,其中50%來自美國。富人與窮人的差距也越來越大。英國《衛報》2018年4月7日報道,到2030年,世界最富有1%的人,將掌握2/3的財富;2008年以來世界最富有1%的人的財富,以每年6%的增速增長,預計到2030年持有的財富將從目前的140萬億美元增長到305萬億美元,占世界財富的64%。應該指出,貧富矛盾是當前一些國家和地區產生民粹主義的重要根源。

          (二)南北矛盾

          南北矛盾即大多數地處南半球的發展中國家和大多數地處北半球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一般把發達國家稱為北,發展中國家稱為南,因此,南北關系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二戰之前,南方國家大部分是北方國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受北方國家奴役、殖民和剝削。二戰以后,發達國家GDP曾占全球70%左右,主導建立三大國際機構的是發達國家,形成的國際機構、國際秩序、國際規則代表和維護的是發達國家利益,發展中國家基本沒有發言權。近幾十年以來,南北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持續快速發展,經濟體量越來越大,到目前為止,GDP總量占到全球60%,而發達國家則下降到40%。世界上出現了“金磚五國”“靈貓11國”和“E11國”等一批新興經濟體國家,在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組織中的地位和話語權不斷提升,在“二十國集團(G20)”“金磚國家會晤機制”“上合組織”等機制或組織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整體崛起,推動原來的南北關系發生深刻變化,在某種程度上,在一定的時點上,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國際社會和世界經濟發展上的話語權、主導權、規則制定權的競爭與博弈非常激烈。

          (三)新舊矛盾

          新舊矛盾主要指新舊動能轉換中產生的矛盾和糾結。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云計算、云服務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導致了新經濟、新動能的產生,舊的經濟形態、舊的產業業態和舊的發展動能正在被新經濟、新動能、新技術、新業態、新商業模式所替代。一方面,國家之間和地區經濟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產生了包容發展、共享發展和共同發展的內在需求。另一方面,一些國家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舊的管理思維習慣、舊的管理方式、舊的管理流程與新經濟、新業態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激烈,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1996年,中國開始引進沃爾瑪、家樂福等零售企業,至今,中國市場引進了幾乎所有國外的商業業態,中國新的商業業態迅速發展。2017年年底,中國移動支付率就達到了77.2%,2018年已超過80%,中國老百姓和大部分商家是全球使用現金最少的群體。中國在37個城市進行國家跨境電商試點,2017年,中國電子商務交易額達到29.16萬億元,2018年將突破37萬億元。美國互聯網革命走在全球前列,著名的摩爾定律正在失效,更快的更新速度早已超過了摩爾定律,芯片已經從60多納米,降到28納米、12納米、7納米,美國高通、英特爾開始研究生產5納米芯片。原創性技術和最高端的產品大部分在美國,中國擁有商業應用技術最廣泛基礎和最大市場,全球進入獨角獸企業前十名的有6個是美國企業,4個是中國企業。當新舊動能加快轉換的時候,美國特朗普政府打擊的正是這種新業態,加大對亞馬遜征稅,加大包裹郵寄的資費,盡管國際貿易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服務鏈已經形成,但仍舊使用1809年的原產地原則、1930年的關稅法、1974年的貿易法來制定全球貿易政策。中國在新舊動能轉換中,一些相關政府部門的管理方式、管理流程和管理思維固化,在一定情況下,起到的不是推動而是阻滯作用。

          (四)收支矛盾

          全球性的收支矛盾,即高債務和財政支出能力之間的矛盾愈益突出。據國際金融協會統計,目前全球債務已經高達247萬億美元,這是有史以來的最高水平。根據該機構2018年10月份公布的數據,美國的主權債務達到21.8萬億美元,政府主權債務占GDP的106%;日本債務規模占GDP的260%。歐洲債務規模平均占GDP的95%,其中一些國家債務率更高,如希臘達到179%,意大利達到138%,英國達到89%。中國政府債務規模總體可控,中央政府加上地方政府債務,占GDP的37%,家庭債務也在可控范圍內,但企業債務在250%~260%之間,總杠桿率249%。總體看,全球性財政支出拮據。美國要保持在世界上的霸權地位,但財政支出能力并沒有那么強大,且每年債務增加1萬多億美元,預計到特朗普總統第一任卸任時債務將達到25萬億美元;如果特朗普連任,卸任時將達到30萬億美元。歐洲特別是北歐這些高福利國家,正在減少老百姓的福利,但遭到了強烈抵制并不斷產生新的社會矛盾。在一些貧困國家,財政支出能力更加不足。

          (五)單邊主義和多邊主義的矛盾

          當今世界單邊主義和多邊主義博弈空前激烈。二戰之后,美國等國家主導建立了世界銀行、IMF和WTO,構建有利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國際秩序與國際規則,總體上是維護多邊主義和發展多邊關系,使全球保持了幾十年和平發展的環境。隨著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加快發展,美國認為原有的國際秩序和國際規則不能保障自己的權益和利益最大化,于是走向它的反面,近年來采取的一系列做法,基本上都是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把美國國內的法律法規和標準作為處理全球問題的依據和規則,凌駕于其他國家的利益之上,凌駕于全球規則之上。美國原來是經濟全球化及貿易投資便利化、自由化的旗手,現在變成了破壞全球秩序和規則的攪局者。世界經濟受到的挑戰和不確定性的最大風險源,恰恰來自原國際秩序及規則的構建者、主導者和建設者。美國在全球處理貿易關系時,正從在多邊框架下解決問題,轉向一對一地進行雙邊談判、極限施壓、各個突破。原來的美加墨自由貿易區(NAFTA)瓦解,美國先跟墨西哥進行雙邊談判,然后與加拿大進行雙邊談判,達成新的美墨加自由貿易區。同韓國一對一重新談判美韓自貿區,與中國一對一地進行多輪貿易談判,未來和歐盟、日本、印度等主要貿易對象都將采取雙邊的方式。通過這種單邊主義的做法使美國利益最大化,以求在此基礎上重構以美國利益為核心的全球性制度安排。

          (六)開放和封閉的矛盾

          世界上開放和封閉之間的矛盾比過去更加顯性化。改革開放40年,中國走的是堅持開放大門越開越大的道路。自1978年最早在廣東承接第一單加工貿易起,實行從試點開始、從東南沿海開始、從三來一補的國際貿易開始的漸進式開放,到2001年12月21日中國正式加入WTO,開始了制度性、高標準的與世界市場和規則全面接軌的開放。中國非常好地履行了對WTO的承諾,廢除了20多萬部地方法律法規,廢除了2000多部國家和相關部委的法律法規。2006年12月21日,中國加入WTO五年期滿的時候,關稅總水平從15.3%降到了9.8%,目前降到了7.5%。到2006年,中國的開放領域就達到102個。習近平主席向世界莊嚴承諾,中國改革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絕不會關上,并在2018年4月博鰲論壇上提出從四方面推進開放的重大部署;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宣布了金融領域11項開放措施;國務院發布22個領域的開放措施。而有些國家,原來是開放的經濟體,具有成熟的市場經濟制度和機制,現在卻正在走封閉主義和保護主義的道路。修墻是物理上的隔離,高關稅是在關稅上鑄就的“高墻”,限制或禁止高技術產品出口是人為地切斷全球產業鏈。這些做法是按照傳統的、工業化時代的、世界沒有深度聯系的經濟形態和封閉的思維來處理當代問題。開放代表著前進,代表著動力,代表著未來,代表著光明,代表著發展;而封閉代表著后退,代表著落后,代表著守舊,代表著將走向孤立。

          (七)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矛盾

          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發展失衡的矛盾,引發的全球性問題甚為嚴重。世界當代經濟由兩種基本經濟形態構成,即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但是兩者必須是匹配的,實體經濟是產生虛擬經濟的基礎,而虛擬經濟是實體經濟產生的增量或者變量。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不存在誰優誰劣的問題,也不存在應該有誰、不應該有誰的問題,兩者必須有但不能失衡。當前最突出的問題是全球性經濟“脫實向虛”并沒有得到有效遏制,一些國家過度服務化和制造業空心化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而一些后發國家正在效仿并將其作為經濟結構調整的目標;一些國家過度金融化和衍生化,由此導致的金融危機還沒有真正走出困境,新的金融泡沫和經濟泡沫又在加快堆積;一些國家房地產過度投機化和脫離價值及使用價值,形成“吸金”狂魔,這種經濟循環綁架了政府政策。當虛擬經濟超過實體經濟而過度膨脹的時候,虛擬經濟的大廈就會坍塌。現在虛擬資本市場上流動的貨幣是實體經濟的幾十倍、幾百倍,甚至幾千倍。馬克思所說的資本,即資本經過商業資本,然后到生產資本,再到增值的資本這樣從資本到資本的過程,貨幣必須充當其中的媒介,才能完成實體經濟的運行過程。而現在的貨幣特別是虛擬貨幣和金融衍生品,不再需要經過商業資本、生產資本和生產過程,金融市場的主體成為從貨幣到貨幣的直接交易。最極端的是在一些國家盛行比特幣,即虛擬數字貨幣,與實物和作為媒介的貨幣已經沒有任何聯系。比特幣炒得最高的時候,1比特幣相當20000美元,一些炒家用區塊鏈技術做比特幣,把這個虛擬的大廈建設得非常宏偉,有人賺了錢退出來了,沒賺錢的人如果繼續呆在里邊,肯定將被這無形的、坍塌的大廈永遠地淹沒。

          (八)老齡化和社會保障能力之間的矛盾

          這個問題也是世界性難題。2000年全球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60歲以上老人占比超過10%,65歲老人占7%以上,之后老齡化速度加快,目前進入老齡化社會的國家已有100多個。美國和歐盟等發達國家和地區1950年即進入老齡化社會,日本1970年進入老齡化社會,美日歐目前是“深度老齡化”。世界銀行數據顯示,日本是全球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65歲以上的老年人占人口比例高達27%;其次是意大利23%,德國21%,法國20%,英國19%,加拿大17%,澳大利亞16%,美國15%,俄羅斯14%,中國11%。中國未富先老,正在并將經歷人口快速老齡化、急速老齡化、深度老齡化和重度老齡化階段,到21世紀中葉,老年人口將從2017年的2.4億人增加到4.9億人,人口老齡化水平將高達49%。眾多國家進入老齡化社會,急速老齡化與社會保障福利能力不足的矛盾非常劇烈,北歐國家原來從搖籃到墳墓全流程社會福利制度遭到嚴重挑戰,成為導致歐債危機的重要動因,老齡化排在全球前十位的國家,幾乎都遇到了同樣的問題。近期,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WHO)對人口年齡劃分標準作了調整,1~17歲為未成年人,18~65歲為青年人,66~79歲為中年人,80~99歲為老年人,100歲以上為長壽老人,人們的預期生命周期大大延長,社會福利的支付周期也將隨之大大延長,全球性保障能力不足的矛盾越來越凸顯。

          (九)大國競爭與博弈越來越激烈

          世界主要大國都不甘心居人之下,每個國家都在做強國夢,都走在強國的道路上,幾乎沒有一個國家肯在大國之間絕對地選邊站。為了別國利益犧牲本國利益,大國之間的競爭與博弈日益激烈。二戰以后,先是兩個超級大國的抗衡與冷戰,1982年里根任美國總統之后,冷戰的一方前蘇聯解體,世界經濟形成了“一超多極”,一個超級大國是美國,多極為歐盟、日本、中國、俄羅斯、印度、東盟10國等國家和地區。當今世界進入了一個強人時代,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夢想是兩個第一、一個偉大,即美國第一,特朗普成為美國歷屆總統中排在第一的領導者,讓美國再次偉大;俄羅斯普京總統任職之初,發出“給我20年,還你一個強大的俄羅斯”的豪言壯語,目前他已任三屆總統,第四屆任期結束正好是20年;印度莫迪總理在自己家鄉學習中國改革開放,被稱為印度的鄧小平,當選總理后的目標是把印度建成一個強國,直接目標是超過中國,印度是近10年經濟增速和軍事武器購買額增速最快的國家;安倍晉三實行“俯瞰地球”外交,極力將日本由戰敗國恢復為正常國家,特朗普候任美國總統時,安倍趕去游說其不要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協議(TPP),美國毅然退出后,日本扛起了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的大旗;英國脫歐、德國與法國推動建立歐洲軍隊等,世界主要大國都在尋求復興之路或強國之路。在激烈的競爭博弈中,各國根據自己的利益訴求和核心關切,不斷地進行基于利益的排列組合,這成為影響世界經濟結構性調整和變動的重要動因。現在中俄關系處于歷史上最好的關系,中日、中印關系走向改善,中歐關系、中非關系、中阿關系日益緊密。大國關系調整結束了全球發展可以“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獨善其身時代,也結束了傳統盟友的捆綁關系,世界更加多元、多極、多樣和多邊,大國之間更像是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合縱連橫”。在新的國際競爭與發展格局中,世界經濟發展的回旋空間不是被壓縮了,而是擴大了。

          (十)多元文明和文化的沖突

          當今世界,多元文明和文化既有融合但更多地表現為沖突。有不同文明之間的鴻溝和沖突,有不同宗教之間的鴻溝和沖突,有不同的價值觀之間的鴻溝和沖突,有不同的文化習俗之間的鴻溝和沖突,也有代際之間的鴻溝和沖突。在一個多元的世界中,沒有一個文化可以替代另一種文化,但有的國家把其他國家的宗教、意識形態乃至文化習俗作為打擊對象,引發了全球動蕩和所在國的激烈反對。有的國家制定“長臂管轄”法律,對具有文化宗教糾紛的國家實行經濟制裁,不允許其他國家與之做生意,否則“大刑伺候”,不惜動用國家力量針對其他國家的某個企業,封殺企業或者逮捕企業高管。有的國家在一些地區挑起宗教爭端,引發地區局部戰爭,導致這些國家和地區經濟凋敝,人民流離失所。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中指出,冷戰后導致世界沖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是文明的沖突。世界存在中華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日本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等。能否處理好多元文明與文化的相通性,是保持全球經濟增長造福于世界人民的重要著眼點。在中國周邊國家中,近50%是穆斯林國家,為什么這些國家和中國沒有宿怨?因為中國在多元文明中尊重了其發展生存的權益和文化價值觀。哪一個國家沒有加快經濟發展和過富裕生活的要求?哪一個國家沒有發展的夢想?而各國人民的夢想和追求,應該建立在多元文化的共生共存之中。



          二、全球經濟格局已經并將繼續深刻變化與調整

          2019年新年伊始,主要國際機構紛紛下調對未來兩年全球經濟和貿易增長預期。1月8日,世界銀行最新一期《全球經濟展望》報告將2019年和2020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測值分別下調至2.9%和2.8%;1月21日,IMF發布報告將2019年和2020年的全球經濟增長預期也分別下調至3.5%和3.6%,4月份,進一步調低至3.3%和3.6%。世界經濟正處在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究竟向何處去?是前進還是后退,是開放還是封閉,是多邊還是雙邊,是經濟全球化還是極端保護主義,是構建命運共同體還是把一個國家的利益凌駕在全球利益和全球規則之上?這不僅關系到中國、美國以及中美競爭博弈的未來,也關系到世界經濟發展的未來,關系到人類發展的未來。這是兩種價值觀、兩種思想、兩種道路、兩種命運的激烈博弈,世界正在上演一場非常曲折的、具有生動故事情節的大劇,世界經濟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調整和變化。

          (一)國際貿易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調整與變化

          隨著新一輪科技革命引發貿易形態的改變,加之美國近兩年對全球發動的貿易戰,全球貿易規則、貿易機構乃至貿易體系均遭遇嚴峻挑戰,國際貿易格局正在并將繼續發生重要演化。

          1.國際貿易規則處于新一輪變革和重構期。當前,國際貿易規則改革從醞釀期到了爆發期。美國從2017年開始,一直宣稱WTO和貿易規則對美國不公平,主張取消WTO規則中的差別對待原則。2019年1月15日,美國向WTO提交了題為《一個無差別的世貿組織:自我認定的發展地位威脅體制相關性》的報告,要求取消一大批發展中國家成員享受特殊和差別待遇的權力,否定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WTO多邊貿易體制和貿易規則正在受到挑戰。與此同時,美國正在通過雙邊而非多邊展開貿易談判,從而重構以美國利益為核心的新的貿易規則。一些超大型區域貿易協定如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TTIP)、CPTP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貿易談判,正在成為構建新的國際貿易規則體系的重要平臺,更加注重議題的廣泛性和規則的高標準。奧巴馬在卸任美國總統前一年,在西點軍校演講時指出,美國至少還要領導世界100年,制定國際規則必須由美國人說了算,不能讓像中國這樣的國家在制定國際規則時說了算。特朗普執政時期的美國更加霸道,威脅如果不能保障美國利益,就要退出WTO,轉而又發動一些國家企圖把中國請出WTO。美國主張的WTO規則改革,其核心是取消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差別化對待的規則,取消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力圖把二戰之后發達國家“剪羊毛”剪到的“戰利品”的回饋部分再一次吞吃到自己的胃口里。WTO改革到底向何方去,國際貿易秩序、貿易規則和貿易體系如何重構,這對國際貿易格局將產生決定性影響。

          2.全球貿易品的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中間品貿易比重快速增加成為最重要的表現。一戰時期,甚至到二戰時期,世界貿易中的貨物貿易商品基本都是最終產品。隨著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服務鏈和價值鏈重構,基于新型國際分工體系的世界貿易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大量國際貿易標的物由中間產品構成。WTO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研究成果表明,全球中間產品貿易已經達到世界貿易總額的2/3,東亞國家高達4/5。傳統貿易理論論述一個國家貿易的比較優勢,是指這個國家內部資源產生貿易效能與其他國家比較的優劣,而在新的貿易結構中,則指一個國家和另外一個國家要素集成能力的比較,是一個國家搭載的平臺吸收優質資源綜合優勢的比較。目前,某一個國家生產的商品,還能找到全部要素是本國的嗎?從各國出口的商品,有很多零部件、很多模塊、很多產品,已經不是這個國家制造的,而是世界制造。筆者曾在蘇州工業園區調研,該園區生產的一個計算機模塊,已經過13次進出口了。這個產品從中國出口,但是其中有的零部件是在馬來西亞生產的,有的是在越南生產的,有的是在菲律賓生產的,這就是全球產業鏈上中間產品的出口與進口。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美國第一批對中國加征高額關稅的500億美元,其中70%是中間品和投資品;之后對2000億美元加征10%關稅,其中78%是中間品和投資品。中間品貿易,實質上是全球產業鏈的跨國貿易,具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特征,切割產業鏈懲治基于制造業鏈接的貿易,必將遭到懲罰。

          3.下一代貿易方式——“E國際貿易”呼之欲出。E國際貿易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產物,是當今生產力發展水平與科技革命、業態變革等變量相互作用形成的貿易形態的演化。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貿易流動呈現出跨國界、多邊化、多元化、多樣化和網絡化的鏈接狀態,將全球范圍內分離的生產過程和環節,將單一、分散的生產商、供應商、中間商和消費者匯聚在一起,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市場集成力量。包括生產商集成、供應商集成、中間商集成和消費者集成,由此產生巨大的貿易規模、貿易流量,并不斷改變著貿易方向,產生了更加智能、便捷、快速和自由的下一代貿易方式——E國際貿易,使不同國家之間的經濟聯系和貿易往來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密,這是國際貿易方式顛覆式演化或變革。下一代貿易方式與下一代制造業業態,共同使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制造業時空界限、地理界限日漸模糊,最終產品的生產和價值通常不再由一個國家獨立完成。國際貿易一方面鏈接生產消費的跨國分離,另一方面又通過全球價值鏈和E國際貿易平臺重新鏈接。以往的國際貿易方式有一般貿易、加工貿易、小額邊境貿易、采購貿易等,由單一企業或個體來組織,而未來的下一代貿易方式——E國際貿易會保留原有的貿易內容,但貿易方式則完全不同。全球跨境電商、數字貿易、貿易的線上線下融合發展迅速,正在加快催生下一代貿易方式——E國際貿易。比如,形成跨國界的無障礙流通體制、大通關體制和認證認可制度。中國已經在37個城市進行跨境電商試點,跨境電商正在向下一代貿易方式演化;美國的數字產品貿易迅速發展,形成了數字貿易先發優勢;各國貿易方式發生著貿易數據化和數字化貿易之變。這種由參與貿易的個體和新群體形成的貿易流動,將打破傳統的地理和行政疆界,使無形的網絡鏈接、貿易的數字化成為國際經濟與貿易聯系的推進器,推動國際貿易規則和全球治理體系的重塑,推動形成對國際貿易治理機制如WTO的改造和提升,以推動下一代貿易方式朝著普惠、公平、自由、便利、共享的方向發展。

          (二)國際制造業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調整與變化

          制造業發展和格局演化直接影響世界經濟,全球制造業生態系統和產業布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第五輪產業轉移和要素重組加快,第四輪經濟全球化與第四次工業革命并駕齊驅,全球產業鏈、供應鏈、服務鏈、價值鏈正在深度調整。

          1.第五輪產業轉移與要素重組加快進行。從全球范圍的制造業布局來看,大體經歷了四輪大規模轉移。第一輪在19世紀初,制造業中心主要在英國,制造業產值曾經占世界制造業產值30%左右,之后開始向美國轉移;第二輪制造業中心在美國,美國制造業產值從1895年取代英國,曾經占世界制造業產值50%以上,20世紀50年代鋼鐵、紡織等產業向日本、德國轉移;第三輪制造業中心在日本、德國,20世紀60年代之后,日本制造業產值曾經占世界16%,日本、德國開始向亞洲“四小龍”和部分拉美國家轉移輕工、紡織等產業;第四輪制造業中心在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從20世紀80年代初,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和亞洲“四小龍”等國家,將勞動力密集型和低技術、高消耗產業轉移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第五輪產業轉移已經開始,正在從中國向東南亞、南亞、非洲、拉美一些國家和地區轉移,特別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如紡織、服裝、鞋帽、箱包等,很多轉移到印度、越南、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孟加拉等國家。導致產業大規模轉移主要有三個原因:一是科技革命引發的產業變革;二是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三是成本驅動。全球五輪大規模的產業轉移和要素重組,每一輪都有它內在的機理。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美國制造業產值占世界制造業總產值的33%,中國不到2%;到2016年,中國制造業產值占世界25.5%,美國則下降到15%,就是因為上述3個主要原因,世界產業幾度轉移的結果。第五輪產業轉移則主要基于后兩個原因,即資源環境難以支撐中國經濟超高速增長和土地、勞動力等綜合成本的抬升。2019年中國貿易順差比2017年收窄18.3%,產業轉移再加上擴大進口,預測未來5年內將實現進出口基本平衡。

          2.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將重新布局。一方面,全球產業布局會形成鏈狀鏈接,虛擬鏈接的產業鏈、供應鏈、服務鏈和價值鏈,成為更具有黏性、更具有依賴性的經濟聯系。這種產業聯系和經濟聯系的調整不是靠政府命令、政府規劃,而是由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形成的內在聯系,產業的高端會越來越集中在創新能力強的地方,產業的中低端則會越來越集中在那些資源密集的地方,產品最終配置或集成的環節一定會靠近市場。另一方面,也不排除人為因素打斷產業鏈的風險,諸如在美國發起的全球性貿易戰特別是中美貿易摩擦中,采取單邊主義、封閉主義、保護主義和霸凌主義的態度,采取切斷產業鏈聯系的做法,這必然傷及產業鏈上龐大的虛擬企業群體,也包括美國企業本身,在一定條件會倒逼產業鏈進行調整和再調整。2018年8月,美國貿易談判辦公室征求美企業家對中國輸美500億美元加征高額關稅的意見,95%的美國企業表示強烈反對,就因為這些企業與中國企業已形成產業鏈上下游的關系,他們考慮的是企業可以承受的轉移成本。還有一方面,產業鏈特別是處于中低端的產業鏈,正在向具有勞動力紅利、人力資本紅利和市場紅利的國家轉移,形成新的產業鏈布局。2018年中國13.9億人口,勞動力平均年齡38歲;印度13.2億人口,勞動力平均年齡28歲;非洲12億人口,勞動力平均年齡為27歲;印度尼西亞2.58億人口,勞動力平均年齡不到30歲。中國之外的這些國家和地區勞動力月工資平均在100~150美元,比中國的工資水平低5~8倍。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幾億農民進入城市,基本上是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勞動者,以低工資、低福利和產品的低價格進入產業鏈中低端,現在以體力勞動為主的人口紅利釋放空間被大大壓縮,全球產業鏈特別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正在自動遷移或再次重構。

          3.智能制造成為制造業發展的重要趨勢。世界第四次工業革命撲面而來,高速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AI),下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的普遍應用,從替代人的體力勞動到部分地替代人的腦力勞動,使制造業形態發生非常大的變革,出現了智能工廠、智能車間、智能生態系統、智能工作流程等。特別是5G技術的應用,加速形成萬物互聯、萬物感知、萬物可視和萬物智能,產業互聯網普遍應用,新一代人工智能加速進化,將重塑產業形態和產業結構。采取國家戰略或產業政策支持智能制造發展,成為國際通行的做法。德國政府率先在2011年推進工業4.0,2018年推出《德國工業戰略2030》,加強國家干預,加快培育龍頭企業,全面推進智能制造。美國先是在奧巴馬時期緊跟德國,推出工業互聯網和先進制造業振興計劃,2016年以來白宮科學技術辦公室連續發布《為人工智能未來做準備》《國家人工智能研發戰略計劃》和《人工智能、自動化與經濟》三份重要報告。特朗普政府更將其提升為國家加快發展AI戰略,2019年2月11日,特朗普簽署了《維持美國人工智能行政領導力的行政令》,啟動“美國人工智能倡議”,次日美國國防部網站推出《2018國防部人工智能戰略摘要:利用人工智能促進國家安全與繁榮》。中國先后推出工業化與信息化兩化融合戰略、中國制造2025、加快實施新一代人工智能戰略規劃,2019年將圍繞基礎理論、關鍵共性技術、新型感知、智能芯片等方面,繼續在5G以及后5G更高速的移動互聯網布局研發項目和基礎能力建設,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和制造業轉型同步進行,支撐智能制造高質量發展。中國已具有世界最完備的制造體系,中國制造業正在從中低端向中高端邁進,一些領域正在邁向高端或者頂端,智能制造將是下一個突破口。日本、韓國、法國、英國、瑞士、意大利等國智能制造各有所長,智能制造將成為現代制造業的核心競爭力。

          4.高端制造在向知識高地、創新高地和知識產權保護高地轉移。產業鏈高端、頂端和新材料、新技術、核心關鍵零部件等,在向知識高地和創新高地轉移。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是個城市型國家,在2016年世界銀行關于全球營商水平評價中,新加坡排在全球第一位,營商環境全球最優,是全球知識高地、創新高地和知識保護高地,有利于大金融家、大企業家、大科學家投資和居住,集聚了現代金融中最高端的企業,全球1/10的芯片企業集聚在新加坡,全球40%的高端硬盤產品也產自新加坡。再以中國深圳為例,從40年前的一個小漁村發展成為創新型城市,GDP已經超過香港,將成為在世界率先開展5G試點的城市,成為國家、省級試驗室等創新載體最多的城市,成為超前布局物聯網、智能網聯汽車的城市,成為最先建設全面感知體系和基礎設施智能化的城市,形成高端制造的創新高地,聚集了一大批無人機、電動汽車、基因工程等制造行業和芯片等核心零部件的高端制造商。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2018年全球創新指數》,通過統計80個指標,對世界126個主要經濟體的創新能力進行評價,排名前20位的為瑞士、荷蘭、瑞典、英國、新加坡、德國、愛爾蘭、韓國、日本、中國香港、盧森堡、法國、中國、加拿大、挪威和澳大利亞,中國是唯一進入前20位的發展中國家,這與中國深圳、北京、上海、廣州、重慶、西安等創新型城市崛起,聚集了一大批高端制造與創新載體密切相關。為保證中國制造業穩步邁向中高端,中國構建了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建立了3個知識產權法院(分別在北京、上海、廣州)、16個知識產權法庭、200多個知識產權保護中心。

          (三)全球能源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調整與變化

          全球能源轉型與布局調整處在歷史的關鍵轉折期,能源將從總體上的短缺狀態轉向總體上的供大于求,能源供給側結構性調整和供求的地域分布將產生重大調整,新能源將逐步替代傳統能源。

          1.能源將從總體上的短缺狀態轉向總體上供大于求。世界石油需求增速逐步放緩,據國際能源署發布的《2016世界能源瞻望》報告,全球能源需求2040年將比2016年增長30.1%,年均增長率僅為1%。經濟合作組織(OECD)研究數據顯示,全球從2012年開始,能源需求呈疲弱態勢,分別為1.4%、2.0%、1.1%、1.0%。預測到2035年全球將產生36%的能源增量,而GDP增量僅為17%,能源增長速度大大高于經濟增速。2019年2月15日英國石油公司(BP)發布《世界能源瞻望2019》稱,從2017年至2040年全球能源消費有所增加,生活水平提高導致的能源需求增加1/3,印度、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加起來占增量的2/3,且仍有2/3的人口生活在人均能源消費較低的國家。基辛格曾說:誰掌握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家;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人類;誰掌握了貨幣發行權,誰就掌握了世界。在全球能源是稀缺性、戰略性商品的時代的確如此,發生在中東地區的兩伊戰爭、伊拉克戰爭、科威特戰爭,無不是圍繞著在中東搶奪石油進行的大戰。隨著全球性能源供求關系的調整,需求方將成為決定能源市場價格走勢的決定性力量。國際能源署預測,到2040年全球能源需求增長都來自發展中經濟體,中國將保持能源第一需求大國的地位,2040年之后將被印度超越,這些國家將成為具有市場優勢的一方。

          2.能源供給側結構性調整將繼續深化。全球能源結構向多元、低碳、清潔、高效、安全的方向演進,能源供給側結構性調整從來沒有停止過,總的趨勢是化石能源占比不斷下降,可再生能源占比不斷上升,石油和煤炭在一次能源中占比總體呈下降趨勢。全球煤炭儲量已經從20世紀末的1萬億噸,下降到目前不足0.9萬噸,過去10年煤炭滿足了幾乎50%的全球能源增長,石油替代煤炭成為世界主要能源經歷了幾十年,目前占全球能源比重達到33%;煤炭、石油正在被快速發展的天然氣替代或部分替代。國際能源署發布的報告稱,煤炭是全球消費增長最慢的能源,年均增幅0.6%,2030年天然氣將取代煤炭,成為僅次于石油的第二大能源,2050年煤炭、油氣和非化石能源將出現三分天下的局面,能源需求增量的90%為清潔能源。鋰電池、石墨烯等可再生能源增長最為迅速,BP預測,可再生能源將成為增長最快的能源,到2035年之前年均增長6.6%,到2035年在全球發電中占比達到16%,將提供全球1/3的發電增量。核電、水電、生物質能、其他可再生能源,到2035年在一次能源中占比將達到23%,太陽能將比2016年增加8倍,風能將增加4倍。原來能源短缺的國家,由于能源結構的調整變成了能源富集的地方。老撾幾年前還是一個極其缺電的國家,自2013年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以來,中國的十幾個能源企業在此開發水電,使老撾成為電力自給國和輸出國,開始向緬甸、泰國和越南出售電力資源。

          3.能源生產和需求的地域發生重大調整。能源生產和需求地域總體上呈供給西移、需求東移的特征,世界能源貿易中心正在從大西洋盆地轉向亞太地區。隨著美國頁巖氣革命,美國、加拿大、巴西、委內瑞拉等美洲地區國家將成為非常規油氣開發輸出的地區,美國2019年成為油氣的最大生產國,目前日產油氣量超過1300萬桶,超過了沙特和俄羅斯,美國還將在近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輸出國。歐美2035年之后對能源的需求將停滯,中國、印度成為需求增長最快的國家。未來10年,印度能源消費量將翻一番,年均增長5%~6%;中國能源消費量將增加40%左右,年均增長5%左右。加上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的市場需求,到2035年亞太地區將成為全球石油天然氣的消費中心和貿易中心。2018年中國推出人民幣石油期貨,石油期貨交易可以用人民幣結算,與黃金掛鉤。歐洲布倫特期貨市場份額從全球60%到2018年末降為52%,美國紐約石油期貨從38%下降到32%,人民幣石油期貨占比14%,新加坡、迪拜等石油交易所經過幾十年發展,目前占全球2%。

          4.石油價格將在震蕩中持續走低。近幾十年以來,具有最大不確定性的產品價格是石油價格。1973年和1979年兩次大的石油危機,石油價格從3美元/桶上升到13美元/桶,不到7年又上升到36美元/桶。20世紀80年代中期,石油價格暴跌至每桶10美元以下。20世紀70年代以后,石油有了明顯的資源、政治和金融三重屬性,這一輪石油價格上漲是一個較長的歷史周期,從9.8美元/桶持續上升,一直漲到146美元/桶,之后掉頭而下,到2016年最低降到28美元/桶。2017年、2018年石油價格在一定區間寬幅震蕩,最高點達到86美元/桶,最低點降到40美元/桶,并有持續走低的趨勢。影響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石油價格的主要因素:一是成本的原因,由于美國頁巖氣革命的持續推進,大大降低了能源開采成本,從開始每桶55美元降低到目前的15美元,水能、核能、太陽能的成本也不斷降低;二是石油美元松動的原因,獨立于美元的歐元支付體系、俄羅斯石油結算方式和十幾個石油輸出國去美元化,使美國通過石油美元結算體系控制價格的硬約束松動;三是供給側的原因,石油天然氣和其他能源多元供給的結構已經形成,能源輸出國亦從原來集中在中東地區轉向美國、俄羅斯、中亞、西亞、東南亞、南亞等地區,原來歐佩克組織通過控制生產從而控制價格的機制逐步失效。美國未來作為最大的油氣輸出國,將逐步改寫石油天然氣作為戰略性、儲備性資源的特性,石油被賦予的政治、資源、金融三重屬性也將漸漸失去,爭奪需求市場將成為生產者的共同選擇,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將發揮決定性作用。

          同時應指出,當前美國對伊朗、委內瑞拉等國家制裁等非市場因素也會導致石油價格出現大的跌宕起伏。

          (四)全球金融體系和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調整與變化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波及全球經濟,美國依靠美元霸權地位成功地轉嫁了危機和風險,美國34家大銀行經過抗壓和風險測試平安著陸,美元依然鋒芒如故。近兩年美國四處出擊,既打貿易戰,也打金融戰,繼續用美元、美債、美元石油、美元期貨收割戰利品。但他們忘卻了一個基本事實,美元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早已經成為靠國家信用支撐的虛擬貨幣。美國國家的信用缺失和損耗,使國際金融體系開始了新一輪揚棄,美元信用遭到質疑,美元結算體系松動,美債風光不再,多元貨幣結構逐步形成,國家重拾黃金作為避險工具。

          1.以美元為基準的國際貨幣體系受到了質疑。17、18世紀英國金融體系形成并逐漸居于世界霸主地位,一直持續到二戰結束后,1944年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美元替代英鎊成為國際貨幣,美元霸權地位成為支撐美國霸主地位的重要支柱。當時美國經濟實力最強,制造業、貿易、科技、軍事力量雄踞全球第一位,全球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時,美國黃金儲量達到2.3萬噸,占全球黃金儲備的80%,美元與黃金掛鉤,各個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1971年8月15日,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宣布美元不再與黃金掛鉤,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美元已經成為信用貨幣,由于美國的國家信用和經濟實力仍在,加之各國使用美元作為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的路徑依賴,美元實質上仍然充當著世界貨幣。而實際上美元已經變成一張張的綠紙片,它不再與黃金掛鉤,不再與任何實物商品掛鉤,加上美國主導的全球石油美元結算體系,保障了沒有任何內涵的美元繼續充當準國際貨幣,美國印一張價值幾美分的美元,就能換到同等價值的實物量。近兩年,由于美國極端霸凌、霸道、霸權,加之特朗普政府出爾反爾,極大損耗了美國政府信用,正在導致美元霸權地位受到空前挑戰。例如,美國不僅單方面廢止“伊核協議”,還勒令所有國家不得在2018年11月5日之后與伊朗做生意;制裁委內瑞拉、俄羅斯等石油輸出國,導致十幾個國家放棄使用美元進行石油結算。這層原先沒有捅破的窗戶紙,已無法繼續阻隔人們對美元實質的認識,形成了“去美元化”“去美債化”的全球性行動。盡管美元在國際結算幣中還占近40%,在國際貨幣儲備中高達62%,但由于美國國家信用的降低,這將開啟美元由盛轉衰的周期。如果沒有這個轉折,美元霸權地位可能還將延續40~50年,現在則可能大大縮短被替代的過程。

          2.世界上眾多國家重拾黃金作為避險工具。隨著美元信用的遞減,越來越多的國家大幅度增加黃金儲備,已經或正在運回存放在美國、英國和法國的境外黃金儲備。2000—2008年,全球黃金儲備從3.3萬噸下降到3萬噸,2008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后,特別是近兩年黃金儲備急劇增加。中國從2008年的600余噸上升到2018年的1852.5噸,俄羅斯從2008年的500噸上升至2018年的2113噸,印度、巴西、土耳其、哈薩克斯坦、匈牙利、波蘭也在增持黃金。目前,美國黃金儲量8133.5噸,居全球第一位;德國3369.7噸,居全球第二位;意大利2451.8噸,居全球第三位;法國2436.8噸,居全球第四位;俄羅斯居全球第五位;中國大陸居全球第六位;瑞士1040.0噸,居全球第七位;日本765.2噸,居全球第八位;荷蘭612.5噸,居全球第九位;印度598.6噸,居全球第十位。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是近半個世紀中全球黃金儲備增長最高的年份,各國央行購買黃金增加了74%。德國、荷蘭、比利時、土耳其等9個國家已經或準備啟運存在他國的黃金。縱觀全球,美國作為排在第一位的黃金儲備國的地位短期難以撼動,增加黃金儲量也不一定可以滿足黃金作為結算貨幣、儲備貨幣的需要,但各國重拾黃金儲備,確實是在用腳投了對美元的不信任票。

          3.全球多元金融體系和貨幣體系正在逐步形成。國際金融體系從世界銀行、IMF等國際金融機構和亞洲開發銀行、歐洲復興銀行等區域性金融機構長期并存,到21世紀初以來,漸次加入了代表發展中國家發展權益和金融需求的新的金融機構。2015年中國倡議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目前自愿加入的成員已經達到93個,成為成員數量僅次于世界銀行的多邊金融機構。印度是該行的最大受益者,亞投行投資的項目中1/4用于印度發展。2015年在南非德班成立的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為避免在下一輪金融危機中受到貨幣不穩定的影響,計劃構筑共同的金融安全網,一旦出現貨幣不穩定,可以借助這個資金池兌換一部分外匯以應急。2010年成立的上合組織,正在籌建上合組織開發銀行,將進一步擴大本幣結算合作,推動形成上合組織銀聯體機制。人民幣國際化已經邁出堅實的步伐,成為與美元、歐元、英鎊、日元并駕齊驅的國際貨幣,2016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加入IMF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中國央行公布2018年金融數據,以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的跨境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及其他經常項目、對外直接投資、外商直接投資分別發生3.66萬億元、1.45萬億元、0.80萬億元、1.86萬億元。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發生5.11萬億元,直接投資人民幣業務發生2.66億元。根據IMF數據,截至2018年四季度,各經濟體持有的外匯儲備中,人民幣資產上升到1.89%。2019年1月人民幣國際支付比例提升到2.15%,排名第五位。中國已經與近40個國家簽署了雙邊本幣互換協議,互換金額超過3萬億元。歐元正在謀求建立獨立于美元的結算體系,俄羅斯大量使用盧布進行軍售和貿易結算,石油生產國開始使用歐元、人民幣、盧布和本幣進行貿易結算,多元貨幣體系和結算體系正在重構。



          三、中國將長期保持世界經濟“穩定之錨”的地位

          從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看,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源發生了根本變化。二戰以后長達幾十年時間里,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是美國。從1978年到2017年,美國對世界經濟增量的年均貢獻率18.4%,中國是17.9%。但是從2008年之后,中國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到2018年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量的貢獻率10年年均為30.6%,是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當前和今后相當長時期,中國都將是世界經濟的“穩定之錨”。

          (一)中國將會延長“四個周期”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中國到21世紀中葉要實現的宏偉藍圖,2035年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050年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所謂強國不應只是強調本國特色,而是在國際比較、橫向比較中的強國。瞻望未來,中國經濟會延長“四個周期”。

          1.會繼續延長戰略機遇期。2000年,黨的十六大提出,從現在起未來20年中國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到2020年,中國的戰略機遇期沒有結束,新的戰略機遇期正在開始。黨的十九大和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和平、發展、合作仍然是時代主題,經濟全球化大勢并未逆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將產生爆發力量,破解世界性難題迫切需要國際合作,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并沒有根本性改變。經過建國7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中國成為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力量,在全球治理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得到國際社會認知和響應,成為服務于世界經濟發展的全球公共產品。短短6年,中國與124個國家、29個國際組織簽署了“一帶一路”合作文本,形成了互聯互通、攜手發展的格局。國內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粵港澳大灣區和雄安新區等一系列新區域發展布局,增加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韌性和回旋空間。美國戰略轉向把中國作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成為中國加大改革開放、做好自己的事情的外部壓力,并轉化為高質量發展的動力。黨的十六大的時候,中國的經濟體量、國際影響力、在全球經濟中的作用和影響力還都和今天不能同日而語,今日之中國以更大的胸襟和實力獲得了新的戰略機遇期。

          2.會繼續延長經濟發展周期。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和中高速增長的發展周期已持續了40年,40年平均增長速度達9.4%。2010—2015年平均增長速度7.2%。近3年保持6.5%左右的增速,但每上升1個百分點,就相當于5年前的1.5個百分點、10年前的2個百分點。按照2018年中國實現GDP達到13.6萬億美元的目標,中國經濟每增長1個百分點,絕對量為1360億美元,6.6%的增速絕對量為1.4萬億美元,大約相當俄羅斯、澳大利亞一個國家的經濟總量。“十三五”期間,中國確定GDP增長速度為6.5%,2019年政府確定增速為6%~6.5%,2020年只要完成6%,就可以實現五年目標的同時,實現黨的十八大人均GDP翻兩番的目標。“十四五”“十五五”期間,未來10年中國如果能夠持續5%以上的增長速度,經濟高速增長和中高速增長將保持半個世紀,這確實是人類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預測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發展的周期還會延長,如果發生了顛覆性產業革命或者技術革命,中國創新驅動獲得突破性進展,把目前還落后于美國、歐盟等國家(地區)的共性技術、基礎性技術和前沿技術的短板補上來,中國經濟增長不僅會更快發展,而且會實現更高質量發展。中國經濟發展周期會延長,還在于改革開放重塑了經濟微觀主體,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中出現了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邁入國際一流企業的行列。中國的企業充滿了活力、動力和競爭力,這是中國經濟長期向好、長期保持發展動力的重要基礎。地方政府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很大助力和動力,這些年中國的地方政府形成了競爭機制。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地方政府發揮了積極作用,在對微觀主體的支持態度和力度上,地方政府比中央一些部委更大、更直接。如果加大生產關系的調整力度,使之適應生產力發展,加快上層建筑改革使之適應經濟基礎的調整,中國經濟發展的長周期會進一步延長。

          3.會繼續延長制造業繁榮周期。按照聯合國分類的39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和225個小類,中國是擁有所有門類的國家。世界上的發達國家,包括美日歐都沒有完整的產業鏈。中國制造業在2018年已達到全球制造業產值的30%,而且正在穩步邁向中高端。如果說過去一段時間在產業結構的調整中,一些地方曾經出現了偏差,在三次產業結構調整中,不斷縮小制造業比重,增加服務業比重,并以此作為產業轉型升級的目標,盲目追求服務業占比。這一次中美貿易摩擦,使我們懂得了一個道理:貿易摩擦是一個表象,而制造業發展水平才是競爭核心。制造業作為強國之基、強國之要、大國之重器受到空前重視,實體經濟發展將得到越來越大的支持,中國漸次形成的巨大產能,將成為在新一輪全球競爭中的優勢,將大大拉長中國制造業的繁榮周期。2018年中國高端制造業增長速度達到19%,而傳統產業不到3%,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高技術產業發展也更加迅速。

          4.會繼續延長消費者的生命周期。中國消費者的預期壽命延長將帶來消費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力。2018年中國人平均預期壽命達到76.4歲,北京、上海超過80歲。按照中國健康2030規劃,到2020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將達到77歲,到2030年達到79歲。中國社會基本矛盾轉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美好生活的需求是人的全生命周期的需求。消費者全生命周期的消費需求,將成為拉動中國不斷產生市場紅利的基本動因,健康消費、醫療消費、體育消費、養老消費、休閑旅游消費、文化消費、時尚消費、顏值消費、網絡消費等,這些滿足人們吃穿用住基本消費需求之外的潛在消費需求,將成為中國保持世界第一強勁市場的新增長點。中國餐飲業年銷售額已超過4萬億元,外食成為主要生活方式;中國旅游2017年達到50億人次,2018年超過了55億人次;中國汽車銷售和生產都達到3000萬輛,多年居世界第一位。中國人生命周期的延長、購買力水平和生活品位的提高,將使消費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中國市場紅利成為中國經濟持續發展、吸引全球投資及資源配置的耐力和底氣。

          (二)中國將實現“四個100%”

          中國將繼續拉長四個周期,隨著量的積累將在一定時點產生新的飛躍,在可見的未來10年之內,中國將實現“四個100%”。

          1.將會實現100%的人口脫離貧困。1978年中國農村貧困發生率高達97.5%,改革開放40年使7.4億人脫離了貧困。按照現行貧困標準,2013年至2018年中國分別使1650萬、1232萬、1442萬、1240萬、1289萬、1386萬人脫離貧困。2019年還剩600萬貧困人口,屆時將全部脫離貧困。一個14億人口的國度,實現100%脫離貧困,這確實史無前例,在當今所有國家也絕無僅有。這是世界人類發展史上的一個偉大創造,是中國對世界和平發展所做出的重大貢獻,也是中國受到越來越多國家和人民認知并贊賞的原因。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用了70年,從富起來到強起來可以預期。中國發展的道路及成就,與全球還有8億多人處于絕對貧困和饑餓之中形成對照,甚至與一些發達國家尚有幾千萬貧困人口形成對照。

          2.將會實現100%的社會保障全覆蓋。中國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框架,將實現100%的社會保障全覆蓋。作為現代國家最基本的經濟制度之一,中國已經通過立法制定了保險、救助、補貼等制度,保障全社會成員基本生存與生活需要,特別是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失業、生育、死亡、遭遇災害、面臨生活困難時的特殊需要。黨的十九大報告要求,全面建成覆蓋全民、城鄉統籌、權責清晰、保障適度、可持續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中國目前已經建立了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制度,正在完善社會福利制度、社會救濟制度和社會優撫制度。按照黨中央部署,到2020年“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建立”,這意味著,2.55億老年人口的養老保險、13.9億人的醫療保險將實現100%的全覆蓋。

          3.將會實現100%的5G網絡全覆蓋。中國將聚焦信息基礎設施網絡全局性、基礎性、戰略性的重大項目,率先實現100%的5G全覆蓋。中國將加快數字經濟時代的信息基礎設施建設,通過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云服務、AI技術等下一代信息技術,實現數據的本體化、標準化、一體化,中國的高能計算、智慧城市、世界電子商務貿易平臺(eWTP)、移動支付等走在了世界前列。隨著萬物互聯、萬物感知、萬物可視、萬物智能時代的到來,制造業業態、服務業態、貿易業態乃至人們的生活、生存方式將出現新的變革。在960萬平方公里黃色國土加上海域340萬平方公里藍色國土上,中國將再次出現翻天地覆的巨變。

          4.將會逐步實現祖國山川水域100%的治理。中國啟動大規模國土綠化行動,加快實施生態保護修復重大工程,推進森林城市、森林城市群、森林公園、國家濕地、國家級生態保護區建設,實行河長制、湖長制,治理空氣污染,加大祖國生態治理。到2020年,中國森林覆蓋率將達到23.04%,2035年達到26%,21世紀中葉達到世界平均水平。2019年2月《自然可持續》雜志發文,一項跟蹤17年的研究表明,自2000年之后,中國和印度大約貢獻了全球綠化增長面積的1/3,中國植被面積僅占全球6%,但在全球綠地增長面積中貢獻了25%的增長率。中國的荒山斷流正在變為“綠水青山”,還將進一步變成“金山銀山”,一個美麗的中國正在還原并書寫更加美麗的篇章。

           

           

          參考文獻:

          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求是網,2017年11月1日。

          2.習近平:《習近平談“一帶一路”》,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

          3.陳文玲:《中國與世界:以中國視角解析國際問題(上、下)》,中國經濟出版社2016年版。

          4.陳文玲:《推進“一帶一路”走深走實》,《開放導報》2019年第1期。

          5.陳文玲:《“一帶一路”建設開啟新全球化偉大進程》,《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7年第8期。

          6.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課題組:《E國際貿易——下一代貿易方式的理論內涵與基礎框架》,中國經濟出版社2018年版。

          7.陳文玲:《變動中的世界與作為全球經濟“穩定之錨”的中國》,《南京社會科學》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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